近日，媒体报道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透露，2017全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(GDP)预计增长6.9%左右。这意味着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已超过年初政府工作报告所确定的6.5%的目标。除此之外，李克强总理还强调，中国经济发展一系列重要指标均表现良好，整体形势好于预期。“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创多年来的最低;进出口扭转了连续两年下降的局面;财政收入、居民收入和企业效益明显好转;债市、股市、房市平稳运行，外汇储备持续增加，企业杠杆率稳中有降”。
这报道部分证实笔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，包括于12月7日发表在本栏(笔者在网易研究局的专栏)的：“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: 债务严重性被夸大”一文。
另一方面，根据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1月16日的报道，“人民币兑美元昨日冲破6.42关口……创逾两年以来新高。中间价也大涨，创2016年5月3日以来高位……2018年新年以来人民币汇价涨势如虹，短短半个月时间最高涨幅一度超过1.2%，而2017年全年人民币上涨幅度为6.72%。”这也大致部分支持笔者长期以来看好人民币(至少在实质汇率上)的观点。
李克强总理也指出，中国的发展将最早、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。这观点是否符合经济学原理呢?
经济学的第一与第二福祉定理只分别论证：1.在一定条件下，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是最有效率的(帕累托最优);2. 如果有合适的禀赋的分配，任何一个帕累托最优点可以由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均衡来支撑。(关于这两个福祉定理，见拙作“福祉经济学”，《东岳论丛》，2016年第1期，5-14页。张清津译)但这两个定理都没有论证，一个国家(或地区)的富有化，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正还是负。经济学还缺乏回答这个问题的第三福祉定理。
可以论证，一个国家的富有化，对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影响，可能是正的，也可能是负的。例如，中国的富有化，使中国能够出口更多衣服，使衣服的世界价格减少，就可能使另外一个主要出口衣服的A国蒙受损失。不过，也可以论证，一个国家的富有化，对其他所有国家整体而言的经济影响，多数情形是正的。例如上述中国富有化的情形，虽然A国损失，但那些进口衣服的国家会得利，而且得利的程度比起A国损失的程度大。因此，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。(详细论证见笔者1996年在PacificEconomicReview的文章：The enrichment of asector(individual/region/country) benefits others: The third welfare theorem?)
为何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呢?这是因为一个国家的富有化，使其他国家有了一个更大的贸易伙伴。因此，如果不考虑政治与心理上的相互竞争，只考虑传统经济变量，其他国家整体而言是得利的。既然是通过贸易关系(广义贸易可以包括投资等)而得利，则周边国家与中国的贸易成本比较小，机会比较大。因此，如果没有其他抵消因素，例如上述A国的情形，则李克强总理说的中国的发展会最早、最多地惠及周边国家，是有一些经济学基础的。
周边国家包括亚细安十个国家。今年(2018)是新加坡担任亚细安轮值主席国。而新加坡也于2015年8月起出任亚细安与中国对话关系协调国，任期至今年8月。因此，2018年将是新加坡在中国与亚细安之间扮演沟通与搭桥的良机。因此，孙喜先生1月15日在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为文指出，“中国已成为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，而新加坡则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，两国早已形成‘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’的紧密经贸关系……在当今日新月异的全球化时代，有着天然人文渊源的新中两国关系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，与时俱进。2018年，新中两国应该摒弃前嫌，努力向前看，继续往前走，着眼于求同存异，尽量理解彼此关切并照顾彼此核心利益，互谅互让，互利共赢。”
另外一个有关问题是，官方的利好消息是否可靠?统计数字是否有很多水分，甚至造假?关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，见如侠客岛的文章：《侠客岛：为何几省份自曝GDP“注水”?来自双重压力》。
GDP
笔者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与危害性。不过，笔者认为中国关于GDP的官方数据虽然有水分的问题，但大致还是可以依据的。一方面，有如侠客岛的文章所述，中央对这问题有一定的掌握。其次，这种少报，随着民营企业的相对重要性之增加而增加，也随着服务性生产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，更随着灰色经济的相对重要性的增加而增加。在这三方面，中国这几十年来应该有大量的增加。因此，至少趋势是向这个方向发展。
减少虚报的办法牵涉很多因素，包括落实习近平主席说的“不简单以GDP论英雄”，加重对环保和其他与人们快乐有重要关系的指标的重视。
